案头上放了一套巴金先生的《随想录》，经常随手拿过来翻阅一番。每读一次，必有新的收获和体会，越发感到先生人格的伟大。因为这些文章不仅是他个人的反躬自省，还是对我们整个民族的提醒和拷问：我们曾经度过多么荒唐的岁月，人们的灵魂中曾经出现多么丑恶的一面！它应该引起我们怎样的警惕，彻底撕去这丑恶的一页，使其永远不会再现于今生来世。
而且，在阅读这些警世省人的文章时，也使我不断地拷问自己，在那荒诞的年代，你是否也有那不光彩的记录？思来想去，在记忆深处的丛丛卷帙浩瀚中，终于也找到了这令人汗颜的一页。话需要从头说起。
20世纪60年代初，我刚从大学毕业不久，分配到黑龙江省的一个边远地区——富拉尔基新建的一座大工厂工作。这个工厂是国家重点企业，属于当年苏联援建的一百五十六项工程之一，有职工两万余人，负责生产万吨水压机、大型轧钢机等重型机器，它们大多属于填补我们国家科技空白的产品。我因为大学读的是机器制造专业，故被分配在工厂的设计处做产品设计工作，初出校门，便躬逢其盛，虽然唱的不是主角，但也有某种自豪的感觉。
我的领导即设计处的处长是一个资深的共产党员，名叫马员生。早在20世纪建党之初的20年代就入了党，介绍人之一是党的早期著名党员王若飞。当时马员生就读于河南开封某大学，积极参加并领导当地的爱国学生运动，是一个很活跃的青年革命者。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到处屠杀共产党人，马员生是河南省反动派缉捕的重要对象。迫于当时情势的紧急，马员生被党组织派往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他离家出走的日子，竟是他新婚妻子过门的次日。年轻的新嫁娘穿着红妆流着眼泪目送新郎奔向遥远的异国他乡。故事带有悲凄的传奇色彩。
马员生到达莫斯科后，即遵照党组织的安排，进了东方大学成为一名正式学员。但是，当时的东方大学成分并不单纯，它聚集了许多国家、地区不同党派的革命者，思想也相当庞杂，各种派别和社会思潮都有所表现。年轻人思想活跃，常常不自觉地被卷入某派别和社会思潮中去。马员生也概莫能外。在众多中共党员中，由于他重于独立思考，在论及中国当前革命现实的某些问题上，和学校中一些来自中国的同胞学友发生了歧见。这为他后来漫长的不幸遭际种下了祸根。
就在斯大林在苏联搞大清洗、大屠杀的年代，马员生也因为思想上的歧见成为肃反对象，被捕入狱。因为他具有中国国籍的关系，“切卡”为他留了一条生命。他没有被杀头，而是流放到西伯利亚的蛮荒之地进行劳动改造。
在劳改营地他尽量发挥了他在中国大学工科曾经学过的技术专长，从而受到管理者的赏识，让他专门从事机械修理工作；劳改期满后，又分配他进入一个小型的机器制造厂。凭着他的真才实学，他居然当上了工厂的技术科长，同时，娶了一位美丽的俄罗斯姑娘。不久，又给他生了个胖小子，算是建立了一个美满的小家庭。正好，这时那个主宰一切的万能领袖斯大林，不幸归天了。他的继任者没有中国的“凡是派”对领袖的忠诚，居然以大不敬的态度，揭发了斯大林的全部罪过，把他从神坛上请了下来。随之，苏联全国大量的冤假错案得到平反。马员生有幸也在平反之列。有关当局郑重通知他：当初加于他的一切罪名都是“莫须有”的，他现在完全自由了，今后何去何从，由他自己选择。
此时，马员生已经知道，祖国这些年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推翻了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建立了新中国，社会进步日新月异、一日千里。现在，全国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已经开始，百废待兴，迫切需要大批建设人才。马员生当机立断：返回祖国，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事业。
遗憾的是，俄罗斯的妻子舍不得自己的家乡和父母，不愿随行。但马员生去意已决，报国心切，顾不得儿女情长，二人只好忍痛分手。妻子还算大度，竟答应让他们三岁的儿子小沃瓦随同父亲回国。很难用笔墨形容一家三口在莫斯科火车站分别的痛苦情状。但是，马员生是个意志坚决、铁铮铮的硬汉子，况且，他的心里一直装着伟大的祖国，那是任何亲情所代替不了的。
回到北京，他像久别家乡的游子回到母亲怀抱那样温暖和舒心，欣欣向荣的祖国对远方归来的游子展露出温馨的笑容，处处对他伸出亲切的手臂。他很快地找到了当年并肩作战的战友。他们现在多半身居高位，有的已经是国家领导人，对他的归来，深表欢迎。凭他的资历和社会关系，完全可以在北京谋取一个令人艳羡的职位，安度余生。可是，他不是一个贪求享受的人。他是为了建设新中国实现自己的终生抱负而回国的。经过多番调查研究，广泛咨询了老战友的意见，他决定到祖国遥远的北方那个新建的富拉尔基重型机器厂做技术工作，这是他的老本行。当时，重机厂正需要大批技术干部，除了从外地调集一些有经验的工程师之外，还聘请了几十位苏联专家。对他这位从苏联回国的中国技术专家当然更是竭诚欢迎了。
调转手续很快就办好了。在未到工厂报到之前，马员生想回自己阔别几十年的河南家乡去看一看，他早已和家里人断绝信息了。工厂为他做了周到的安排。少小离家，他几乎找不到自己的家门了。待到他寻根问底好不容易找到他曾经居住过的百年老屋时，他万万没有想到，迎接他的竟然是当年刚过门一天的新婚妻子，当然，她现在已经是两鬓斑斑了。我们没有看到这对久别重逢的夫妻相见时动人的情景和细节。但是，马员生事后告诉他人说：使他惊诧的是，当时那个模样依稀可辨的老妻旁边，还站着一个十来岁的小姑娘。他顿时有些尴尬：难道他现在是个多余的人了？幸亏善于察言观色的妻子思路来得快，连忙告诉他：这个小姑娘是她从孤儿院里领养的被其父母抛弃的孩子，现在是和她相依为命的亲爱的女儿。马员生立即高兴地说：好啊！我们现在是儿女双全了。他赶紧让儿子见过中国妈妈。抵达富拉尔基重型机器厂报到时，他已经是四口之家了。
工厂在职工宿舍极为紧张的情况下，专门给他们拨出两室一厅的房子，在当时的情况，比厂长的居住条件还优越。同时，任命他为工厂的工艺处处长，掌管全厂的生产工艺大权。至此，无论在生活上和工作上，他确实感到“安居乐业”了。他认为这是他一生最幸福的时光。多年立志报国，今天夙愿得偿，心情舒畅，精神愉快。所以，他在工作上大刀阔斧，在业务上勤勤恳恳，技术上兢兢业业，作风上谦虚谨慎，团结全处职工，为提前建成工厂并制造出我国第一台万吨水压机、第一套1150大型轧钢机，填补我国重型机器制造业的空白，立下卓越战功。因而在60年代初，工厂又让他改任更重要的岗位——产品设计处处长，并且进入党的核心——被选举为工厂的党委委员。特别是当时国家又给工厂下达了更重要的任务：设计、制造三万吨模锻水压机、2800热、冷铝板轧机，均属于世界尖端产品，马员生和他领导的设计处是生产的关键部门，他们的担子是很重的。老处长也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为此，他在工厂的厂报上撰诗以言志，其中有这样两句：鞠躬尽瘁学诸葛，发奋图强效老泉。“诸葛”自然是三国时代大政治家诸葛亮，他是为国尽忠的典范，正如他自己所说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而“老泉”呢，则是北宋时期著名父子文学家“三苏”之一苏洵是也，《三字经》上，有这样的句子：“苏老泉，二十七，始发奋，读书时”，马员生诗中的典故盖出于此。这时，我正好在设计处任设计师，是马员生的部下，所以对此记得很清楚。
在设计处，我先是搞强度科学研究，后来又搞技术情报工作，这两项工作他都抓得很紧，所以我和这位处长相处得很近、很熟络。还有一个特殊原因，就是我们有共同的爱好：喜欢文学。马员生对中国古典文学有深厚的功底，这是他们这一代知识分子共同的特点，他在学生时代就打下了这个基础；同时，对现代文学也颇为关心，经常阅读这方面的书刊。而我呢，从小便酷爱文学，大学虽然学的工科，但对文学的爱好一直没有放弃，在学生时代，就经常舞文弄墨，有作品面世；来到工厂后，火红的建设生活，宏伟的建设图景，更加激发了我的创作热情，于是，发表的作品更多了。当和马员生正式接触时，我在工厂内外已经小有名气了，甚至有“青年作家”的美誉。所以，在茶余饭后，工作的间隙，经常和老处长一块漫话文坛，畅谈文学。凭他亲身的经历，他向我介绍了苏俄文学发展的历程和现状，同时也谈及中国2、30年代的文坛趣事；我则向他述说当前中国文学创作的概况，特别是新近发表或出版的热点作品。有时，我还会拿着自己的新作向他请教。他看后于鼓励的同时，总会直率地谈出他的意见——而这些意见都有他独特的见地，使我大受裨益。于是，我们的心就更加靠近了，几乎达到无话不谈的地步，我们成了忘年交，我是他家经常的座上客。特别使我感激的是，在我处境困难的时候，他给予的帮助。有两件事使我一直铭记难忘。
其一，1960年元月号的上海《萌芽》杂志，发表了我的一篇题为《红色之岸》的散文。文章记述了富拉尔基这个原为达斡尔族的渔村现在变成工业新城的巨大变化。作品发表后在本地区引起巨大反响，人们争先传阅，奔走相告。马处长看了也很赞赏，说作品“热情洋溢，气势磅礴，令人振奋”。但是，工厂的保卫处却对此极为不满，认为这篇文章“泄露了国家机密”（其实是“莫须有”的），责令我检讨“写作动机”，扬言对我“严肃处理”。我被逼迫再三地写了检查，尽量“上纲上线”，但总是认为“不深刻”，过不了关。实在没辙了，我找到了马员生处长，向他说明原委，希望他帮我摆脱困境。老处长听了感到很气愤，说：写文章歌颂国家建设事业有什么错？我们这里曾经来过大批苏联和东欧的专家，好多图纸和设备都是人家提供的，你能对谁保密？何况你的文章根本没涉及技术问题。他直接找到了保卫处处长，不仅没有批评我，反而表扬了我的创作热情；同时批评了他们保卫处的无知和小题大做。以他的资历和当时的权威，保卫处只得买账，我的困境也迎刃而解。
其二，我于60年代初在业余时间创作了一部长篇小说《钢铁巨人》。故事的背景是我们工厂在制造万吨水压机和大型轧钢机的过程中的矛盾和斗争。初稿完成后，寄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上海分社（即现在的上海文艺出版社）。编辑部同志看了，认为作者反映的是难得的重大题材，作品的基础也很好，应该尽快出版。但是，作品系一位青年作者创作，还有不少值得推敲之处。因此，决定约请作者到上海住在出版社进行修改。但是，在出版社为我请创作假时卡了壳。因为我们工厂是“四清运动”的重点，任何人不得请假外出。为此，出版社不得不派人直接来到工厂为我请假。可是，还是阻力重重，无法落实。后来，还是老处长力排众议，说服了工厂党委和四清工作队党委那些阶级斗争观念甚强的领导，放了我一马，使我能够顺利来沪。在出版社住了四个半月，终于把稿子按照编辑同志的要求修改出来，并很快地得到出版。《钢铁巨人》的出版，奠定了我在文坛上继续攀登的基础，而且改变了我的命运。有这两件事，使我和老处长的心靠得更近了。
但是，就在这时，为我们国家和民族带来无穷灾难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狂飙，从北京铺天盖地地卷到了边疆。富拉尔基重型机器厂这个数万职工的中央直属企业，得风气之先，立即卷入这股浪潮中去。造反的狼烟四起，工厂的领导纷纷落马。设计处的造反派毫不落后，一开始就把矛头对准了马员生，罪名是走资派、反动技术权威，外加一个“老托洛茨基分子”。前两项罪名带有普遍性，到处皆然；而第三个罪名，则有其特殊性了。神通广大的造反派不知从哪里搞到的材料，竟把老处长30年代在苏联东方大学学习时所犯的“错误”事实重新翻了出来，证明这个当年反对斯大林的“托派”分子，现在继续进行“反对毛泽东”的“罪恶勾当”，新账、老账一块算，于是，马员生就罪加一等了。在全厂，他的罪行竟超过了“头号走资派”厂长的分量。因此，他及早地便被送进了“牛棚”，进行“隔离审查”。设计处的大楼里贴满了他的大字报，对他的批斗会几乎每天都在进行。苏联特产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铁拳”在过去了三十多年后，又在中国花样翻新，重新落在他的头上，马员生算是“旧梦重温”了。我与一些平日和他过从较密的人，则变成了他的“黑爪牙”。
“黑爪牙”的日子当然也不好过。时刻被造反派用各种方式敲打，让你坐卧不宁，寝食不安。我当时的感觉是“如同在油锅里饱受煎熬”。那是“罪有应得”。首先，我自己本身就不干净。家庭出身不好，反“右”斗争时又受了处分，发表的文章中有“泄露国家机密”的错误；另外再加上新出版的长篇小说《钢铁巨人》美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丑化工人阶级——这些“罪证”，已经足够我“喝一壶”的了。因此，造反派说：你这样一个“异己分子”又和马员生这样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起打得火热，沆瀣一气，现在不彻底和他划清界限，不老实揭发他的罪恶，能够过关吗？
其实，我早就已经和他“划清界限”了。我们科里给他写的大字报，我都签上我的名字；在批斗会上高呼“打倒”的口号时，我的声音也不比他人低，其义愤填膺的情状也是人所共睹的。可是，在造反派看来，这还远远地不够。“凭你和他的关系，应该拿出‘干货’来！”有人在提醒我。我立即矢口否认：没有什么“干货”！
不过，说实在的，“干货”还是有的。比如，对“大跃进”的看法，马员生不止一次和我说：这是“发虚火”、“说呓语”；对批判彭德怀元帅他极为反感，说：这是“闭塞言路”、“诬陷忠良”；对日趋发展的极“左”路线和个人崇拜现象，认为是“走斯大林的老路”、“步斯大林的后尘”；对中苏两党的分歧、中苏两国的交恶，认为双方都有责任；对于翻烧饼似的不断地搞政治运动，是上头某些大人物不管人民疾苦在“瞎折腾”，等等。这些言论都是我们两人在闲谈中马员生随意说出来的，而且都引起我的共鸣。在当时看来，它们确实是“货真价实”的“干货”，哪一条讲出来，都会在马员生“罪证”的天平上加上重重的砝码。造反派听了都会像狗捡到肉骨头一样的高兴。
这些“干货”，我能够揭发吗？如果我把这些讲出来，我的人格何在？我的良心何在？这种落井下石、出卖良知的事情，我怎么能够做得出来？可是，造反派又时时刻刻威逼着我，让我寝食不安，惶惶不可终日。他们开大会批斗马员生让我陪斗，恭听对他的严厉批判，给我形成强大的精神压力；同时召开小型的“劝导会”，对我“个别攻心”；晓以“大义”，示以利害，步步进逼，软硬兼施，无所不用其极。
我感觉实在是走投无路了。我绞尽脑汁，想找一个“万全之策”。经过几个不眠之夜的回忆，几番搜肠刮肚的凝想，我的脑袋里突然闪了一道缝：我想起了马员生发表在工厂厂报上的那首诗，其中有关键的两句：鞠躬尽瘁学诸葛，奋发图强效老泉。我在这两句诗上做了文章——写了大字报，进行了革命的大批判。大字报是我亲笔所写，笔画工整，文字郑重推敲，通顺流畅；而且我亲自把它贴在大楼的醒目之处。我在文章中说：马员生身为共产党员，不去学习无产阶级的英雄雷锋、焦裕禄、董存瑞、黄继光，搞好思想革命化，而要学诸葛、效老泉，其目的何在？诸葛亮乃是封建帝王的宰相，苏老泉乃是为皇帝歌功颂德的文人，学习他们，意味着想走回头路，重回封建社会——实际上是想复辟资本主义。用心何其毒也！
明眼人一看就明白，我这是故意无限上纲，充满虚妄不实之词。有人还说什么“他是避重就轻，没有打中其要害，企图蒙混过关”，但是，造反派看了却很过瘾。他们没有这样的“文采”，没有人能够写出这样高水平的大批判，他们有的人表扬我：这确实是不可多得的“干货”，你是“动真格的”了。
可是我的心头却在悸悸作痛。尽管我确实是“没有打中其要害”，但也是昧着良心往老处长的伤口撒盐哪！在批斗会上我都不敢直视他的眼睛；在上班路上我低下头来走路，不愿意和别人搭话；我更加害怕听见造反派头头的表扬。这一关终于被我闯过来了，对我来说算是“蒙混过关”吧！
漫漫长夜，熬到了1971年的“九一三事件”的爆发。那位永远健康的林副统帅在蒙古的边境“折戟沉沙”，永远地消失了，全国人民大多数从疯癫的狂热状态中清醒过来，文化大革命的热潮似乎也随之降温不少。“牛鬼蛇神”们的日子似乎好过了一些；马员生也被从“牛棚”中放了出来，允许回家继续交代罪行，当然得按时上下班。有几次在上班的路上我碰到了他，他首先对我笑了笑，似乎想对我说点什么，可是，我立即想起了我的那个“革命的大批判”，觉得无颜面对他，从而匆忙低头走开了。我希望将来在合适的时候，能够安静地坐下来，好好地向他做点解释，以解除我内心的愧疚。
但是，他没能等到那个时候的到来。就在粉碎“四人帮”的前夕，在下班的路上，他意外地被一个乡下进城的老农骑自行车撞倒了，立即人事不省，被送到医院抢救。经医生反复检查，诊断为颅骨损伤导致脑出血，不到两天，便停止了呼吸。一代老共产党员，就这样走完了他曲折又屈辱的人生路。呜呼，哀哉！
为此，我心里总是觉得欠着老处长一笔永远还不清的债。在那人妖颠倒、黑白混淆的年代，中国知识分子的逆来顺受的软骨病，也体现在我的身上，所以才会有助纣为虐的“革命大批判”的产生。这虽然不是我这种小人物能够挽回的险恶时代狂潮，但是，还是可以用保持沉默的方式来进行“抗议”的，尽管那样会受到好多痛苦的折磨。有不少骨头硬的知识分子终于顶过来了嘛。现在回头来看，那些表面上气势汹汹的造反派，多半是色厉内荏的；他们在后来其后台垮台后所进行忏悔时的种种丑态，不是表现出他们是多么的虚弱吗？
四十多年过去了，当年和老处长交往的情景还历历在目。他，作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和正直知识分子的形象，永远留在我的记忆深处。我要用对他的忏悔，经常鞭策自己，以决不说假话、要尽量讲真话、永不助纣为虐的信条来要求自己，算作是对老处长的一点纪念吧！
程树榛 2012年2月5日于北京潘家园陋室